我读︱《日本人为何选择了战争》:“民族切腹

我读︱《日本人为何选择了战争》:“民族切腹

《日本人为何选择了战争》,[日]加藤阳子著,章霖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9年9月出版
2016年的初秋,曾去了一次长崎,自然也去了长崎原爆纪念馆。纪念馆不远处就是所谓“原爆点遗址”,北面则是纪念公园。在公园时,被不远处棒球场传来的欢呼声所吸引,走近才发现原来是在举行高中棒球赛。坐在观众席上望着热血少年在投球击打,而自己的思绪则还停在纪念馆中的历史。这些“球儿”的祖父辈、曾祖父辈或许都在那场战争中杀人或被杀。如今的他们又将如何面对那些战争记忆呢?前后两个场景的反差如此大,印象深刻难忘。
然而,战争记忆其实是很难传承的。这种本已艰难的传承还依赖于一套复杂的社会机制。在历史修正主义兴起的二三十年间,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历史记忆范式也开始受到动摇。日本历史学家山田朗曾经将各种“历史修正主义”总结为九类:一、“日本并不是唯一实施过殖民统治和侵略的国家”;二、“战争与殖民统治也有好的一面”;三、“所谓‘大东亚战争’为亚洲国家独立解放发挥了作用”;四、“日本对英美开战是迫不得已”;五、“日本虽发动战争但并无领土野心”;六、“若承认是侵略战争,那么阵亡者岂非犬死”;七、“昭和时代的战争或许是非正义的,但明治时代战争则值得称颂”;八、“不应该现在的价值观去评判当时的作为;九、“战前和战时的事情与战后出生者无关”。面对前述这些论调,山田朗认为大部分其实都是“伪问题”,在学术研究领域便能轻松予以辩驳。其中,最棘手的论调乃是第九类即“战前和战时的事情与战后出生者无关”的论调。山田朗教授也承认:让现在日本的年轻人来为他们出生之前的战争负责,似乎确实有不近情理的地方。不过,他进一步指出“对没有经过战争的一代”来说,他们承担战争责任的方式便是去了解战争的历史,清楚地明白先人所犯下的“错误”和“罪行”。
自上世纪末以来,确实有不少日本学者在努力地向年轻一代日本人传递正确的战争记忆。在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学者中,东京大学京大学的日本近现代史专家加藤阳子教授必居其一。她不仅在学术领域建树颇多,更努力将专家学者们积累的知识与成果转换为日本社会所能理解并接受的普遍共识,尤其是在培养年轻人历史认识方面不遗余力。2009年加藤教授以年轻人为受众目标,出版了专著《日本为何选择了战争》(それでも、日本人は「戦争」を選んだ)。这本书的基础来自于2007年末至2008年元旦期间,她在神奈川一所高中连续五天所做的历史讲座,为高中生梳理日本自甲午战争以来是如何一步步走向导致最大灾难的太平洋战争。
尽管加藤教授的这本书发端于面向高中生的历史讲座,但如她所言“相信这种尽可能让人身临其境的讲述方式,不仅会得到年轻读者的喜欢,也不会辜负更高年龄层读者们对本书的期待”。实际上,即便从专业研究的学术角度来阅读,也能获得很多启发。有别于传统的国别史研究,加藤教授始终是从国际的角度来观察近现代的日本军国主义化的过程,将日本史纳入世界史的范畴,以长时段的视角来一道进行分析,并尝试让读者在方法论上也收获新知。例如在谈及日本政治体制与军政体制时,会将其与美国、俄国进行比较;又或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逐步形成的“总体战理论”来论述当时日本各界对战争形态的想象以及这种想象又如何加速了日本的军国主义化的步伐。用作者的自己话来说,就是“本书不会像地心说一般,只把日本作为中心,我也会从中国和西方列强的视角出发来审视问题,并尽量融入最新的研究成果”。
1935年6月27日,胡适在日记中写下了这么两句话:“日本武士自杀的方法是‘切腹’,而武士切腹时需要一名介错人。日本今日已走上了全民族切腹的路。上文所述的策略只是八个字:日本切腹,中国介错。”胡适所谓“策略”是指他对中日可能发生冲突的预测即日本侵华战争将会是“太平洋世界战争”的前奏。或许是因为这个比喻过于生动,以至于战后的中日历史学家都喜欢引用。加藤阳子教授在《日本人为何选择了战争》中也引用了胡适的这个比喻,甚至还放入了第四章的标题之中。“胡大使”见识之广阔、预测之准确,自不必多言。不过,“日本切腹”的说法却并非是胡适所独创。另一位他的美国同行跟他所见略同,甚至更早提出了类似的比喻。
美国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Joseph Grew)在1934年12月27日的日记中,有这么一句话:“在目前情况下,这个国家的军人是完全可以冲破政府的约束,抱着错误的爱国观念,进而干出近乎‘民族切腹’(National Hara-kiri)这样的事。”七年后,在珍珠港事件爆发一个月前,格鲁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书中再次使用了“民族切腹”这个说法。他这样写道:“谋求和解的努力如果归于失败,日本的钟摆就可能再次摆回以前的立场,甚至可能走得更远。这又会导致他们所谓的全力以赴的殊死斗争,以顶住外面的经济封锁,宁冒民族切腹的危险,也不向外国压力屈服。”加藤教授的这本书其实就是在描述近代日本走向“民族切腹”的过程。较之纳粹德国,日本的这个过程似乎更像是一种“集体无意识”选择的结果。战后日本最有影响力政治思想家丸山真男将之称为“日本法西斯的矮小性”:“诚然,日本帝国主义走向末日在宏观上有其一以贯之的历史必然性,但越从微观的角度来观察就越会发现这其实是一大推不合理决断累积而成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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