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蔽战线留下的历史丰碑:历时三代人找到革命

不同的战线,共同的信仰。隐蔽战线的革命前辈生前大都默默无闻,却为共和国留下了一座座历史丰碑。

历时三代人找到革命真理

被誉为“一个人能顶几个师”的熊向晖,年轻时通过共产党人的所作所为,逐渐感受到一股进步的力量。即便那时他连长征都不一定知道,却受到这股力量的感召而向往革命,拼了命地要去找共产党。这就是追求进步、追求信仰。

从事党的秘密情报交通工作、被称为革命“红色血脉”建立者的吴德峰,即使在遭受不公正待遇时期,也谆谆教诲子女:“我们家在中华民族存亡危急之际,从‘维新变法’经过‘辛亥革命’,历时三代人最后才找到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革命真理。”这是他一生的坚定革命信仰和信念。

我们党第一部电台发报员、红色密码通讯第一人张沈川,始终坚信共产党的事业是正义的,是真正为国为民求解放的。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默默奉献以及不图名利、无怨无悔,始终装在他的脑子里。

张沈川曾三次遭到国民党通缉、三次生重病,还坐了六年半的国民党大牢。1925年患急性赤痢,1930年患严重伤寒加肺结核,特科领导看后都要求为他准备后事了。1949年,他又先后三次行胸廓改形术,割去左胸八根肋骨、左肺压缩,不能呼吸,实际已成了个残疾人。但是,这一切都没能动摇他对党的事业的信念,没有摧毁他为国为民奋斗的决心和信心。

被傅作义称为自己“左膀右臂”的地下党员闫又文,直到去世前也没暴露自己的党员身份。他从干革命的第一天起就带着牺牲精神,从来不求名求利。

在最危险时期帮助了党

在反共高潮时期,地下党组织遭受破坏,一些党组织紧急撤离。因形势危急,走的时候都没有来得及留下联络方式。这个“断线”的过程,是非常考验人的。因为得不到组织的指示,有的人选择了撤离。但更多的人依然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发挥作用、进行活动、开展工作。这个坚持是非常有意义的。

杨登瀛原名叫鲍君甫,辛亥革命前后受革命潮流影响去日本留学,在早稻田大学时读过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回国后即参加五四运动。因其有着广泛的社会关系,内心又同情革命,逐渐为特科工作。

1928年,经陈立夫、张道藩推荐,蒋介石任命杨登瀛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驻上海特派员。由此,鲍君甫正式化名杨登瀛,开始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活跃于上海滩。

在周恩来、陈赓的直接领导下,杨登瀛不仅为我们党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而且参与营救任弼时、关向应、彭湃、杨殷等同志的行动,协助侦察叛徒白鑫、戴冰石、陈尉年、黄第洪的行踪,以及报告山东省委书记叛变等情报。这是发展使用非党情报员的一个成功范例。

1931年4月,杨登瀛被捕入狱,遭到国民党的恩威兼施,却始终未供出共产党的任何情况。1949年,当人民解放军进入南京时,杨登瀛在南京街头靠摆纸烟摊为生。1969年,杨登瀛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临终前,他对子女说:“我不是特务,也不是什么内奸,周恩来是知道我的。”

1975年12月20日,周恩来在弥留之际,召见总理办公室副主任、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告诉了他一些鲜为人知的名字,其中就有杨登瀛。周恩来嘱咐:“对这些在我们党最危险时期帮助过我们的人,千万不要忘记了!”

杨登瀛在关键时刻没有叛党,源自他坚定的理想信念。他的一生,只有对革命的付出,却别无他求。

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

吴德峰出身于一个显赫的官僚大地主家庭。了解他的人说,别人是因为穷干革命,吴德峰却是带着万贯家财来干革命的。

1927年12月至1928年1月,吴德峰出任中共赣西南和赣北特委书记。1928年春,由于江西省委出现叛徒,他果断地将特委有关人员转移。几经周折后,吴德峰在上海见到聂荣臻,与党组织重新接上了联系。

吴德峰常讲,间谍,间谍,只有“死间”没有“活间”,随时准备为党、为革命牺牲一切直至生命。他在领导西安情报工作时,就将两把长征时用过的手枪放在堂屋正面墙上的佛龛里,一旦遇紧急情况就可取枪自卫。他还与夫人相约,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

甘当无名英雄,是长期在蒋介石身边担任速记员的地下党员沈安娜一生的追求。当时,沈安娜夫妇尽管都有较为体面的工作,但薪水微薄,再加上物价飞涨,只能勉强糊口。当国民党元老推荐她做立法院委员时,虽然这意味着将有很高的收入,但为了能够继续在速记员的位置上为党收集情报,沈安娜毅然婉拒了这一“美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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