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中国性格之文化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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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中国性格与虞舜文化精神特质

曾经生活在湖南南部并在此长眠的舜帝,是中华民族人文始祖之“帝舜有虞氏”。虞舜是优秀传统道德文化的化身,被历代尊为“道德之祖”“百孝之首”“文明之元”。虞舜文化精神对当代中国与湖南有着深刻影响和无上价值。湖南之所以文蕴深、文脉广、文气足,之所以源远流长,无不与虞舜文化的精神特质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

一代伟人毛泽东,与虞舜首创的文化传统,在思想取向、人生道路、文化性格上都关系密切。传说五千年前,舜帝南下巡视到湘江边的一座小山,演奏动听的“韶乐”。舜帝安营奏乐之山,为韶乐之宗,合“音召”凤凰之意,因而命之名为“韶山”。毛泽东在韶峰下的韶山冲度过了少年时期,接受了韶山风物文化的启蒙教育:祝融的火文化、虞舜的至善至美、佛道的浪漫精神、儒家的奋发向上、兵家的尚武精神,等等,潜移默化地熏染了毛泽东年轻而积极的心灵。以至于上学读书以后,他的心思经常不在读经书上,而是到藏书楼借阅历史地理书籍。他在《讲堂录》中曾记下了“尧一生大德在一个敬字,舜一生大德在一个孝字”等名言警句,以为人生的座右之铭。青年时代,他还用“古来貌合神非,口尧舜而心桀纣者多矣”的道理,教同学认识世道坎坷、人心险恶。他用“视天下匹妇匹夫,有一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纳之沟中”,激励自己树立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抱负。为了实现虞舜的“大同”社会,毛泽东追求“立德、立功、立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在湖南一师读书时,毛泽东和蔡和森经常冒着大风大雨登上岳麓山,实行“风浴”“雨浴”。杨昌济先生称赞他们这种勇敢的行动,认为合于《尚书》称舜“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的坚强意志与无所畏的精神。

人们都知道,毛泽东在成长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历程中,学习借鉴中国古典文化传统,相伴相生,不可分离。他尤其注重汲取经典的精髓,传承文化的精华,弘扬民族的精神。在领导艰苦卓绝的斗争和前无古人的建设中,他随时随地引用舜文化精神教育党员干部、教育人民群众、教育青少年。比如在延安研究哲学时,他曾引用“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表扬舜帝的大智慧,要求党员干部注意学习舜之所以为舜的优长之处。1958年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在说到要打掉官风时说:过去有句话“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你们难道不愿意当圣人吗?不愿意当圣人当个贤人也好。还有一些好的话:“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

毛泽东重传统却不被传统束缚。他希望“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时,要“清理古代文化时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达到“批判继承”“推陈出新”的目的。他永远追求的是厚今薄古、古为今用的精神境界。对于虞舜文化同样是如此。他敬重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创文明,“赫赫始祖,吾华肇造”,推崇尧舜对于中华民族建树的大功业、高德行,但是更注重激励和鞭策现代中国人民和共产党人超越古人,“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因为在毛泽东眼中,毕竟“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歌未竟,东方白”。令中国人民兴高采烈的是,“萧瑟秋风(微博)今又是,换了人间!”从毛泽东与中华民族始祖的文化链接中,人们饱览精神大餐,联通历史、现实与未来,激发出传承和复兴的壮志豪情,无疑是有益于当代文明的勃发与盛会。

毛泽东的中国性格与屈原、贾谊、范仲淹的爱国精神

湖南号称屈贾之乡,楚湘胜地。屈原的上下求索精神,贾谊的忧患国是精神,范仲淹的先忧后乐精神,王船山的知行统一精神,是湖湘文化的重要渊源。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就对屈原、贾谊的事迹和精神情有独钟。他在《讲堂录》中恭恭敬敬地抄录了屈原的《离骚》和《九歌》全诗,写了心得、提要。1915年他征友时所谈的话题就包括屈原、贾谊的代表作品,罗章龙曾以诗记事道:“策喜长沙傅,骚怀楚屈平。”青年毛泽东在长沙读书时,学校距屈子祠、贾谊故居都不远,经常寻访古迹,凭吊古人,激励自己和同学的爱国主义思想,探求国家、民族的兴盛之道。毛泽东早年的文字中也处处可见此类内容。1918年毛泽东在《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中吟诵道:云开衡岳积阴止,天马凤凰春树里。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毛泽东发扬光大了屈原的上下求索精神,走出韶山、走出湘潭、走出长沙、走出湖南,孜孜不倦地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开始了他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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