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热眼看自己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作为电视台《我们大学生》栏目主持人,我曾采访过吴强和茹志鹃两位前辈作家。

吴强先生的长篇小说《红日》有口皆碑,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更是影响深远;而茹志鹃女士的短篇小说《百合花》则是中学语文课本必读篇目,清新、纯洁的文字里透露出对美好人性的呼唤,尤其是结尾处:“‘是我的’——她气汹汹地嚷了半句,就扭过脸去。在目光下,我看见她眼里晶莹发亮,我也看见那条枣红底色上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百合花被子作为线索贯穿全文,读来意蕴无穷。

所以,听说有机会采访两位文学大家,颇为兴奋。吴强先生的采访好像是在作协进行的,而采访茹志鹃女士则是说好去她“愚谷邨”的家。“愚谷邨”是位于愚园路与南京西路之间的一条新式里弄,弄堂里住宅鳞次栉比,纵横绵延。

王安忆后来曾如此回忆“愚谷邨”:“‘愚谷邨’路通愚园路和南京路,两端均闹中取静的街市,于人间世而有冥思,合乎父母知识分子的人道情怀,他们的晚境因而增添暖意。是为市井福地。”

然而,那次采访究竟关乎哪些内容,完全不复记忆,只是与大作家如此近距离接触,对一个大学生来说,到底还是带来一种精神冲击。后来与王安忆相识,也常常会说起和她母亲那唯一一次的采访。

茹志鹃凭借敏锐文学嗅觉,发现女儿观察与叙述能力

按照固有思维方式,人们总以为王安忆文学才华来自于母亲茹志鹃的精心培育,但茹志鹃女士在《从王安忆说起》一文中说:“在孩子小的时候,我除了给他们吃饱、穿暖之外,还给了他们一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我认为这在目前盛行‘实惠’价值观的时候,提一提是必要的。给孩子一些感情上的、文学上的熏陶。孩子们还小的时候,背过一些唐诗宋词,先是背,然后让他们懂一些诗里的意境……”作为母亲,茹志鹃女士从未刻意将子女往特定方向培养,甚至不鼓励他们从事文学艺术工作。

尽管母亲不赞成女儿搞文艺,但一切就像命中注定一般,王安忆的人生轨迹终究向着文学步步趋近。十六岁那年,王安忆离开上海,去往安徽淮北农村插队落户。在那个物质条件与精神生活都极为贫乏的时期,其文学天赋开始显山露水。由于担心女儿身处异乡,寂寞难耐,再加上自己也处于边缘状态,故此,母女相约,通过鱼雁往来,寻找生活乐趣。

女儿来信所述,仅为周围凡人琐事,但母亲却凭借敏锐文学嗅觉,发现女儿的观察与叙述能力。茹志鹃女士说,女儿王安忆“信里写了她的劳作,生活,环境,农村里的小姐妹,老大爷老大娘,写他们对自己的爱惜,也写他们的纠纷。我发现写的这些平常的生活情景,生动,亲切,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使人看了就难忘。她写的有些事,我直到现在还记得。比如她们下工回家以后,农村生活的寂寞、刻板,一旦听见井边有人吵架,于是在挑水的丢下水桶,在切菜的丢下菜刀,纷纷出去看,结果,人家不吵了,大家就叹了一口气,不无遗憾地又回到屋里做饭。有一年的春天,她来信说,乡亲说燕子不来做窝,这家人一定是恶人,要倒霉的,而她住的那屋子,梁上还是空的。过了几天她来信报告说:今天早上我一睁眼,就看见梁上有燕子来做窝了。她写了一些小事,但从这些琐琐碎碎的事里,我了解到她的生活,她的思想感情,甚至她的形象,都能透过纸感觉到”。

数年后,王安忆回到上海,在《儿童时代》杂志担任编辑,并正式开启写作生活,但母亲茹志鹃依然奉行“不去管她,让她自己去探索,去走路”原则,任凭女儿在文学道路上驰骋。王安忆和我说,随着自己作品数量增多,母亲甚至都不看其作品,更遑论具体指点。茹志鹃女士也颇为得意,以为这样的“放手”,才促使“王安忆在创作上较快形成自己的一种表现方式,在她的成长道路上,我如果有点作用的话,这恐怕要算一功”。

陈丹青在地铁里阅读王安忆的赠书,泪流满面

1983年,王安忆与母亲茹志鹃一起远渡重洋,参加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此项计划由华裔女作家聂华苓参与创办,每年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共聚一堂进行交流与写作。白先勇、林怀民、余光中、吴祖光、王蒙、莫言、郑愁予等两岸作家都相继参与其间。

聂华苓在《踽踽独行——陈映真》一文中回忆那年聚会:“那年是中国作家在爱荷华最有趣的聚会。吴祖光诙谐。茹志鹃沉毅。王安忆敏锐,对人对事,都有她独特的见解,她最引人注意,打两条小辫,明丽透着点儿腼腆,偶尔冒出一句一针见血的话,多带批判性的。她对新鲜事物特别有兴趣,比其他中国作家活动都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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